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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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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海,一个最具质感和力量的词,一个最具气魄和胸怀的词。

万千汹涌,谁与争锋?

波澜壮阔,谁敢匹敌?

臣服于大海的波涛汹涌与广阔无垠,惊叹于乘风破浪直达彼岸的豪迈与壮志,震撼于一抹红日升起在大海之巅,你一定会想,这充满深邃传奇的大海,一定有着无数感人的故事。现在,就请你倾听“大海”的掌舵人王孝政董事长的讲述吧……

 

一、滴水藏海

●苦难童年

1962年,我出生于皖西山区县舒城的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我的祖上曾经很富有,早年爷爷手中拥有70多亩地,还有一艘贩运大米的木船,能装载50吨大米,在家乡与芜湖之间运输。当时的生活平安殷实。但不幸的是,爷爷突然得了重病,当时只知道是鼻子下面长了一个包,很快就不治而去,丢下我父亲兄弟二人。爷爷去世时,父亲才两岁。

大伯与父亲幼年丧父后,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待到各自成家,继承了爷爷的家产后,父亲由于不识字,被别人骗得很惨。当时一个早有预谋的骗子找父亲借田,并故意将条子上的“借田”写成“买田”,一字之差,导致父亲一下子倾家荡产,一贫如洗。

解放前,父亲被抓壮丁到吉林四平,因受到别人欺辱,差点丧了命。幸亏遇到一家姓白的善良人家搭救,才得以活命。父亲身体康复后,颠沛流离回到了家乡舒城流圩村。当时,那里有三百五十多户人家,但只有一家姓王,受大姓人家欺负是家常便饭。从小的孤独与受到的屈辱,加上没有文化,使父亲产生了“报复”心理。父亲在回合肥的路上碰到一个连长,弄了一支枪,想伺机报仇,因此获罪被送到安徽枞阳华阳湖农场。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三岁时,才随父母回到舒城老家。

1969年舒城发大水,家里农田被淹,颗粒无收。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从肥西程店借了一担稻草,迎着56级大风往回挑,淌水过河,艰难地走到家里。全家人经常食不裹腹,吃了上顿,愁着下一顿。为了生存,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王孝志去肥西里宁山、春秋山一带要饭,落脚在姓黄的农户家(现在其孙儿在公司就职),那是一户非常善良的人家,是他们收留了我们。家里为了活命,曾经想过要忍痛将小孝志卖掉!就在这房屋被淹、乞讨为生的时候,三弟孝岭在木棚里出世了。

父母能把我们养大,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尽管小时候父母对我很“狠”,但我一辈子也不会怪罪他们。我知道他们生活的艰难。当时家里什么都没有,单门独户,没有什么人肯帮你。当时父亲给人的印象就是“罪犯”。

我的童年,就是伴随着这种穷困交迫慢慢成长。从记事起,吵架、受欺辱、困苦环境下的压抑和一个孩童的反抗心理,无时无刻不在撞击着我,折磨着我。一种不屈服于命运,力图改变命运的信念也一直萦绕在心头。

●求学读书

不识字已经把父亲害苦了,所以,无论如何父亲也要让我去上学。记得第一学期的学费是五角钱,但那时,即便五角钱都是来之不易的。

每到放学,我就帮村里干活挣工分,每天挣两工分。我还要照看两个弟弟。为了老二老三,没少挨父母打。父母只要发现他们眼睛红了,就免不了打我一顿。自己其实也挺想玩,为了使摇篮中的三弟不哭,我搓了一根长长的绳子,一头系在摇篮上,一头系在我的身上。我就到处去玩。那边三弟一哼出声,这边我就扯起绳子摇起来……

那时朱延俊(现为大海公司员工)的爷爷,是我最喜欢接近的人。当然是有所图的,图的就是听他讲故事。“秦琼秦书宝”呀,“瓦冈寨”呀,“水泊梁山”呀,中国古代英雄的故事从他嘴里说出来,特别好听。从这些故事里,我懂得了什么叫做“义气”。

小学一、二年级没怎么念就过去了,三年级我才正式上学。但也不只是上学,早晨我要拾猪粪、煮早饭、刷碗。母亲把中午的米、菜准备好,我放学后抓紧回学做饭,吃过饭后还要砍一篮猪草。那时候家穷,两个月能吃上一顿肉,就高兴死了。我上完小学时,二弟孝志才九岁,就开始帮村里放牛,每天还要割一篮子牛草。一年下来能挣71个工。那时,每个工值51分钱,全年30多块钱。由于家穷,孝志拖到10岁才去上学,只上了一个月的学,孝志就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再也没去上课。我上初中是在朱圩中学,书包是母亲用自己的蓝褂子缝制的,课桌是用家里的旧箱子做桌面,用树棍子作桌腿,改造而成的。

虽然念书不用功,我却喜欢观察一些事情,思考一些问题。现在看来,我的性格在当时就已经暗藏了不安于现状的因素。我开始在家里手工做香烟。白天上学,晚上回来擀烟,将酒、蘑菇末、烟丝等混合起来,用白布包裹起来擀,做好后由老二去卖。每包能赚三到五分钱,一天能赚一块到一块五毛钱。那时候我就偷偷地抽起烟来,我现在的烟瘾这么大,与那时候的擀烟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杭埠中学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来,我看到父亲担着100多斤的担子,弯腰驼背走在路上的情景,忍不住偷偷地流泪。父亲就是这样上粮站卖粮食,一天要跑四趟。我暗暗发誓,一定要为父亲减轻一点负担。

1978年,我停学了,干了一年农活。父亲又担心起来,家人没有一个识字的,以后怎么办?有一天早上,父亲带我到三河镇,来到一个清风鹤骨、满头银发的老者面前。原来他是为我来算命的。老人看了看我说:“这孩子就是不上学,也不会呆在庄稼地里。他以后可能走两个极端,要么做好事,惊天动地;要么做坏事,也会地动天惊。”但即便这样说,父亲还是希望我把初中读完。在父亲的压力下,我终于念到了初中毕业。

那年我20岁,个头不算高,体重约110斤。回到村里,我开始帮生产队开手扶拖拉机耕地,一年能挣73块钱。心里一高兴,我就想买一件衣服。一咬牙,我花58角钱买了一件新衬衣,父亲发现后把我打得半死。不过,我还是庆幸自己能挣钱了。

●失意婚姻

这时,家里为我订了一门亲事,对方是我的亲表妹。我当时不答应,母亲就拼命要我同意,我则不断地反抗。为了这门亲事,母亲向我跪了两次。我没了办法,终于在母亲的倔强面前屈服了。我知道近亲结婚不好,但即便是结婚,又谈何容易?没有家具,只有三间破房子,可父母的重压使我不能再违抗了。在饥寒交迫的家境和受压抑的心态下,我只有无奈和沉默。我一个人跑到小河边,坐了很长很长时间,思考了许久。按农村习俗,当老大的如果不结婚,老二、老三就被压着结不了婚。我对一个要好的同学说,我的婚姻肯定是错误的,可如果我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为了家庭,为了两个弟弟,也只有认了。

1984年,父亲从舅舅家借来家具,贴上“双喜”字,简单地摆了酒席,就算为我操办了婚事。
   
结婚八天后,父母提出和我分家。母亲将一张10元钱换开,给了我8元,当时8元钱刚好能买一袋化肥。心里虽然很苦,但作为长子,我应该分担家庭的重担。分田的时候,我要的都是离家一公里以外的农田,父亲担心地问我,种秧怎么办?我说,我有的是力气,远点算不了什么!

生意启蒙

那时,父母及两个弟弟在合肥东七里站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做贩卖鹅毛的生意,每次去的时候都要步行130多里。我在家里除了种九亩地,晚上还要宰鹅,收鹅毛,白天抽空去卖。

慢慢地有了点钱,就想买辆自行车,这样送鹅毛到合肥就会方便一些。为了这事,家里商量了大半年。权衡再三,才决定置办。买车的第二天,我就边学边驮着60多斤鹅毛,骑车送往南七。由于刚学,在路上战战兢兢,即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碰上了一个老人,老人倒没什么事,我自己的腿却受了伤。咬咬牙,我用衬衣包扎一下继续赶路,经过45个小时才到地方。那时候,油菜、小麦、鹅毛、红萝卜丝等等只要能赚钱的生意我都做。我记得,当时骑加重自行车驮几百斤鹅毛,从舒城到肥西、六安等地,一趟能赚30块钱。

我自认为是一条好汉。与一些老人步行去六安贩鹅毛时,一小时走15里路,步行近10个小时到达六安。路上,我总是帮老人们背一些重东西。白天外出收鹅毛时,把附近的地方让给老人,自己去较远的地方。晚上找地方住下来后,自己把洗脸水、洗脚水打好了,先给老人们用。同时,我也得到了老人们的许多关照。“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些都是我平时照顾老人的结果。

听家乡有个姓孙的老人说江西共青城收购鹅毛的价钱高,利润大,我就怀揣50元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去了一趟共青城,算是考察市场。那里的德恩县有个羽绒厂,我就想贩鹅毛到那里卖。与姓孙的老人商量了很久,决定去共青城贩卖鹅毛。
   
那是在1984年,瞒着父亲,我与老人一起凑足3000元钱,用十几个瓶子装满纯鹅毛绒(一只瓶子大约装1公斤毛绒),带着自制的小杆秤,经过安庆、九江、达安等地,到了共青城。

没想到并非那么简单,鹅毛的等级分配是根据打分的多少来确认的。一般50分,能打到55分就能赚钱。我一没关系,二没熟人,没法打到这个分数。结果,头一趟来回一个多星期,赔了169元。我要将赔的钱全部承担下来,但老人不同意,非要承担一半不可,晚上又送回来80多元钱。我没耽搁,立即又把钱送了回去。老人很感激。我知道老人有四个女儿,家里生活也很艰难。此后,老人常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并夸我是个讲义气的人。

接下来我又做宰鹅生意。我每天买810只鹅,夜里12时骑车出发,早晨5点天要亮时到达合肥。中午再返回来。有段时间,我感到全身无力,去丰乐医院检查,才知道是经常起早在露水下赶路造成的。三弟孝岭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唐孝平老师对我说,老三孝岭的手在班上是最白的。听了这样的话,回家后我偷偷地流泪,因为我知道这句话的含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别人家的孩子快乐玩耍的时候,我的三弟还要帮着宰鹅,小手在水里经过长时间浸泡而变白了,我心里怎么不难过!
   
父亲是种地的。农村种地,每亩稻谷能卖750元,上缴生产队300多元,除去350多元用于化肥、农药和水电费等,一亩地只赚100多元,这还得在没虫灾、水灾等自然灾害的前提下。
   
从父亲的身上,我有了比较深切的感受。这样下去,只能穿补丁衣服,穷一辈子,没有任何希望。在那种环境下,全家人始终是在挣扎,我更是如此。出于对现状的不满和无望,以及与内心里那股倔强相交织的情绪,我借了300元钱,偷偷地跑出去买了一支157元的气枪。我是个很贪玩的人,也充满了浪漫和幻想,我的性格、爱好与当时环境的格格不入,折磨着我,也锻炼了我。有时为了发泄心中的苦闷,我常常一个人跑到河边打气枪,这成为我当年“奢侈”的爱好。
    2000
年,我还曾让母亲把我三岁时的玩具一个小锣和一个铜钟带过来。在这小小的玩具里,记录着我童年的辛酸、苦难和梦想啊。

●家庭磨难

1988年的一天,我正开着手扶拖拉机犁田,母亲像疯了一样跑来说:“孝志在家里快不行了!”我飞奔回家,抱起昏迷不醒的孝志,左手骑自行车,右手托住孝志,到了医院后我一下子就累瘫了,满身是和着泥的汗。当时就直接去找了医院里一个叫王丽珍的大夫。一个多小时的治疗,孝志终于醒了过来。二弟是因为打农药时中毒产生的昏迷,如果不及时送去医院,孝志就可能没救了。

我想,如果真是那样,我当时可能也就回不来了。孝志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才病愈回家。

在家乡种地,做小本生意,并没给家庭带来什么变化。穷则思变,这时我就想外出打工,看能不能挣点大钱。1986年,我准备与延民一起去上海。我的衣服都准备好了,但一大早他一个人偷偷走了。我因此没有去成。

那时,有几个人商量准备一起去上海收鹅毛,二弟也想加入去上海的行列。1988年夏天,因打农药中毒恢复健康不久的孝志离开了家乡,与三个同村人一道踏上了去上海打工的行程。我则留在家里,把与孝志同去打工的三个人家里的重活全包了下来,希望他们能关照孝志。农忙时,我肩扛100多斤重的水泵,赤脚走在田间地头,为各家的田地抽水……

半年后,回家探亲的孝志给我讲述在上海打工的情形。看到他戴着一副价值30多元的墨镜,我羡慕死了。上海,那可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地方呀。

我也要出去,在家种田我永远都不甘心!

二、大海扬帆

●初闯上海

1989年,当春秧刚刚插下去的时候,我将家里的事交给三弟孝岭,去了上海。当时我的女儿才一岁多,看到我离开她,躺在木车里哇哇地直哭。家里还欠着1600多元债。没有路费,只好去找一个远房亲戚朱先成借了500元钱,讲好3分利。500元钱对于当时来说可是个很大的数。母亲怕我还不起人家,就去亲戚家阻止此事。但最后我还是把钱给借了。当时同村有个人叫李家福,刚从上海回来,他在上海租住的房东家里,留下了被子、煤炉、水瓶等东西,我到上海后,就直接去了那个房东家。
   
我没有去找二弟孝志,因为不想打扰他。我有自己的原则,虽然我非常有个性,敢拼,敢打,但对朋友重义气,即便是兄弟,也不愿意沾光。

初到上海,很茫然,也不知道先干什么,更听不懂上海话。我找到孝志,商议怎么办。当时孝志已由收鹅毛转为向饭店送鸡鸭。我们兄弟俩决定合起来做。因为宾馆已被别人做了,我们瞅准一些烤鸭店。说干就干,我们开始宰鸭,送往烤鸭店。

    上海鸭子的毛很难拔。宰鸭最难的一关就是拔毛,关键在于“烫”的功夫。如火侯掌握得好,一只鸭很容易拔毛;烫的不好,拔起来就很困难。

宰鸭的实践中,我慢慢摸索出一些经验。生长期为6090天的鸭烤出来,肉嫩味鲜,没有腥味。半年多时间,我和二弟总共赚了720元,其中二弟挣了420元。这时候,父亲来了上海,原因是父亲买了大伯家两间祖上留下来的房子,大伯要1000元,先要给500元。为了这500元,父亲只能找到我了。我交给父亲500元后,只剩下了220元,又回到了起点。

有一次,我们宰了102只鸭子,只赚了2元钱。但再不赚钱,我们也不会耽误别人家的生意。夏天经常是无数只蚊子嗡嗡乱转,我们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一天夜里,睡梦中突然听到响动。起来一看,44只鸭子被偷走了42只。我们这个气呀,恨死那个偷鸭的贼,那可是我们的全部财产啊!索性拿了把宰鸭的刀,站在路上,搜寻偷鸭贼。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偷鸭贼,我们也再次陷入困境。那是我们在上海最困难的时候,所有的家产就是两只鸭子加十几元钱。

但生意还得做。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别人,东借20元,西借50元,再慢慢积累。在浦东一家烤鸭店,竟发现老板是我们老乡。我给她承诺:烤不到分量不要钱;烤出的鸭子不合格不要钱;发现往鸭子里注水不要钱。从漕宝路到浦东路,常常一折腾就是一宿。那时基本上是豁出命来干,为的就是赚那几块钱、十几块钱。

光靠送烤鸭店是远远不够的。从烤鸭店到烤鸡店是我们生意扩张的一个大胆的计划。可是资金缺乏,生意如何扩大?这时,通过客户,认识了一个叫永千的好人伸出了援助之手,我用身份证作抵押,向他贷款3000元。这不仅仅是资金上的支持,在心理上,更是一种对我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奋斗的认可,给我增添了无比的信心与勇气。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永千和他的热心帮助。

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谁帮助你,你会记住一辈子!
   
我们开始宰鸡往烤鸡店送。前后做了40多天,赚了130多块钱。

一天,我与二弟因小事抬了几句杠,二弟说,你不就是欺负我不认识字吗?一句话,勾起了我对二弟放牛情景的回忆,这对我刺激很大。走上二楼,我偷偷地哭了半天,心如刀绞。
   
从那以后,我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我经常与大家谈起上海的经历,是想告诉大家的是:凡想做大事的人,必须从做小事开始。小事情串起来就是大事。就像现在的市场一样,中国的肉制品市场一年有1000多亿的销售额,去年我们公司销了1个多亿,但相对于全国市场,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我们的企业还很小,做工作要从小事做起,一点一滴去做。

1989年的67月份,三弟在家里种地。我和二弟在上海宰鸭,向烤鸭店送鸭。老二是能手,一夜宰120只鸭子不在话下,一个人的速度能顶上我们20个人。

在宰鸡送烤鸡店的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地找寻新的客户。广宁一路王老板的烤鸡店,我们一直没有打进去,可同村人三个人却打了进去。一次,王老板错给他们720元钱,当他们兴高采烈地谈论这件事,并想带着钱离开时,被我听到了。我心中猛然一动,心想机会来了。第二天,我去了那个老板家,对老板说,我的几个老乡今早走得匆忙,你错给他们的720块钱,来不及送,托我给你捎回来。老板看着我,顿了一会儿,说:“你嘴一张,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是想做送鸡的生意!我同意你送鸡,可我得把话说在前头,你得保证质量。”老板反应很快。
   
每次送鸡到店里,我们都实话实说。老板问:“鸡可注水了?”我们回答:“注水了,3两。”“好。扣除2两,剩1两。”老板的回答也很干脆。
   
这样一来,我与王老板成了朋友。有时候也少不了一起喝酒、吃饭,我抢着付账。但老板说,你小子一天能赚多少钱,还要你结账。
   
每天天不亮,我们就骑自行车驮着三四百斤鸡(前面30只,后面50只),颠簸几十公里,送到市里。中午赶回来,下午出去买鸡;天黑了,再开始宰鸡;一天骑车累计300多里。那时候,我们骑自行车的技术很高,能骑在自行车上休息。

有一天阿宁说,天津的体院北副食店是天津市第一家烤鸡店,每年纯利润达100多万。听到这个消息,我思虑再三,决定到天津去看看。

●转战津门

1989年夏天,29岁的我离开上海,第一次来到北方经济重镇——天津,目的是看看宰鸡的市场行情。当时我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在火车上,我用23个小时的行程时间看完一本名叫《人生心理指导大全》的书。这本书给了我很大启发,一路毫无倦意。
   
到了天津,这个巨大的北方城市给我的感觉是地大物博,城市周边地广人稀,连人的走路也比南方城市慢很多。这给了我一个灵感:

天津这座城市适合没有资金、技术和依赖的人去发展!
   
当时天津有两个人的烤鸡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他们是郑老板与姚老板(安徽肥西人)。体院北烤鸡店是天津第一家烤鸡店,资产有100多万。烤鸡店要的鸡必须是美国进口的“矮矮鸡”,所以首要问题便是鸡源。我先到静海,整整一天,找到的鸡倒不少,可全是下蛋鸡,没有发现美国进口的“矮矮鸡”。只好又从东北角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到唐山,再步行130华里,到玉田、卢台,终于找到了鸡源。在步行的路上,我实在太困了,见到一对男女正骑摩托车兜风,我就请他们停下来,给他们一点钱,请那个男的把我送到旅馆,他们犹豫一下,同意了。到了旅馆,我才感觉到全身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回到上海后,我将考察天津宰鸡市场的情况向大家说了,与二弟孝志、三弟孝岭商量,决定到天津发展。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弟兄三人开了个“股东大会”,决定:

由孝志一人暂时镇守上海,其余人等一概赶赴天津!
    1990
3月,我怀揣300元,带着夫人、女儿和三弟孝岭来到天津。租了一间月租金200元的房子,用剩下的100元,开始做宰鸡生意,合伙人是李家稳、谭应德(肥西中派人)。

肥西人在此宰鸡的有12家,他们做生意靠拳头,头脑里缺乏法律意识。我们初来乍到,自然受到威胁。刚好北京在开亚运会,治安很严,没住几天,派出所又来驱赶。这可怎么办?我们每人都准备了十个装满物品的编织袋,随时都准备返回上海。没有收入,只得啃老本,每天靠吃油条维持了整整一个月。当时女儿重感冒一个礼拜,吃药用的全是自来水。坚持下去真难啊!
   
我们找到南仓居民委员会,要求住下来。他们答应了。从李徐庄到李七庄都很严,而南仓、天穆一带的回民区管理要松些。于是,在南仓中学的一户人家租了房子,并确定了股份:李家稳一股,谭应德一股,我和孝岭一股。

  得知武清有鸡源,然而卖鸡的时间有严格限制。当时姚老板与武清县的养鸡场(泰国养鸡大王办的)签有合同,不允许他卖鸡给别的安徽人。姚老板住在北辰马庄,一天的宰鸡量是3000只,生意做的很大。为了求得稳定的鸡源,李家稳、谭应德硬着头皮去找姚老板,他答应给我们几百只鸡的生意。

我们就靠这几百只鸡找烤鸡店零零星星地送。有一天我们送了几十只鸡到体院北烤鸡店,姚老板知道后,当晚派20多人打了李家稳和谭应德。我们又找到静海一个部队养鸡场,获得一些鸡源,维持一些小生意。面对没有起色的生意,我突然想起在上海的二弟,我对老三说,拍个电报给孝志,我太想孝志了。

孝志来了,我们三人一商量,决定与李家稳、谭应德他们分开。分开后,面临更多的困难。199056月份,阿宁从上海赶到天津,在南门外大街开了家烤鸡店,并与养鸡场签订了合同。我们的鸡源这才真正得到了保证。这时,我们又接到了一个星期给“福源烤鸡店”送400只鸡的合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肉鸡加工合同,加工费每只鸡32分钱。后来,通过姓孙的中间人,我们打进了体院北烤鸡店。姚老板一个星期送五天,我们送两天。慢慢的,由送两天鸡增加到送四天。

生意扩大了,可鸡源又成了问题。为了寻找更多的鸡源,我们找到了唐山。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到唐山买鸡,下午3~4点钟赶回来,宰鸡,送鸡。每天从阿宁那里等钱,第二天接着去买鸡。与阿宁的合作像朋友,生意做起来很顺,光宰鸡的灶,我一共垒了三个。我们的生意一天天在发展,1990年整整一年,我几乎没有休息过,只是在买鸡与送鸡的路上困极了,才睡上半个小时。

●逆风而上

1990年的一天,我出去办事。南仓卫生防疫站的人来到我们租房处,这儿拍照,那儿拍照。防疫站的人走了,父亲当时也在场,很紧张。晚上我回来,心里七上八下没有了底,宰鸡还让不让干?生意怎么做下去?这一夜,可真不好过啊……

思来想去,找到天津一个姓阎的人(每月给他200元),利用他当地人的身份办了个营业执照。1990104日,“大海肉鸡加工点”正式注册成立。

生意大了,压力也大。1991年下半年,父母压力、外来势力、资金不足、家庭不理解等等排山倒海一样向我涌来。父亲来催要先前借的钱,夫人也是常常因小事一吵就是一宿。白天累得够呛,晚上回来还要吵上两个小时,这种日子过得太累了。

在南仓,我们这些外来打工的安徽人受当地人欺负是很平常的。晚上宰过鸡后,当地地痞有时就会过来,用手电筒乱照女孩子的脸。有个姓于的地痞,不但吃我们的白饭,吃过后,还要孝志给他刷碗。稍微值一点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如日光灯、稳压器等。一个叫大连子的地痞,白拿我们的鸡爪不说,还打了敢说话的员工。我当时气极了,当晚拿了一把开口宝剑就去找他拼命。我一脚踹开他家的门,把他老婆吓坏了,直说好话。靠这种奋不顾身不要命的拼劲,才压住了他的气焰。

当时宰鸡有许多鸡毛、鸡肠子等下脚料要扔,可有人不让扔,非得出钱让他们处理不可。面对着种种刁难,我忍耐着,也有人说,干脆回家算了。我对他们说:人都要有个性。受别人的气,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无能。改变不了自己命运的人,他只能是个奴隶。我们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世人面前慢慢地坚强地站起来。”

1992年,为了充分利用鸡毛等下脚料,同时考虑合理分配人员的工作量,在做宰鸡生意的同时,我又租了67亩地种藕。如果宰鸡生意做不下去了,就去种田。我请来了当初借给我500元钱的朱先成来管这67亩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把3年租期内赚的1.5万元全给了恩人朱先成。

那几年,被人欺负的太多了,我心里总是这样问自己:为什么你总被别人欺负?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太穷,没实力!我常想,自己过好,算是个男人;自己过好,还让亲戚朋友们过好,可算个英雄;自己过好了,还要为社会做出贡献,应该算是豪杰。

我对自己提出的标准就是豪杰。

●了却前缘

1992年是我最困难最坎坷的一年。

我与夫人再也走不到一起了,我们必须分手,于是我提出了离婚。可待我回到家乡,由于家乡愚昧落后的封建习俗,我被人冷眼相看,连给别人递烟都不接。就连自己的父母也极力反对,父亲拿着刀,坚决不允许我离婚。我提醒自己,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鼓励自己:

“用笑脸去迎接困难,否则永远也成不了大事!”

就离婚这件事,我岳父到天津闹了7次,到舒城老家闹了11次,我都顶住了。

●精诚所至

由于我们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也无论多忙多累,从来没有耽误过烤鸡店炸鸡店的生意,所以我们的信誉慢慢地提升起来。为满足客户需求,常常在冷库存放了400500只鸡,以备随时需要。鸡在冷冻零下30度时,鸡肚里的水就会结成冰坨。丁字沽三号路有个绰号叫“克赛号”的老板,他看到后,认为是我们成心在鸡肚子内注水,每只鸡折去1斤分量。当时我们怎么说也没有用,后来,他自己在冰箱内冻鸡,同样在鸡肚子里结成了冰坨,才发现错怪了我们。

在寻找客户的时候,我们找到稻香村一家姓陈的温州老板,那是一家规模很大的烤鸡店。当时他成心不让我做,就说只要鸡爪,2.5元钱一斤。当时鸡爪市场价4块多,为了打进这家烤鸡店,我毅然决定就按这个价格送货!就这样,我以4.2元买进鸡爪,2.5元贱卖给他,两个月的亏本生意做下来,终于打动了对方。

这时候,姚老板的势头慢慢减弱,南门外、体院北的烤鸡店早已被我们占领。后来温州老板因为税务有问题逃走了,欠我的5000元钱也泡了汤。一位姓刘的接管了总店,有7家给他送鸡。我找刘老板谈判,要给他回扣,他不要。最后我以每只鸡5分钱的返点,击退了其他7家,独占了市场。从亏本送鸡,到一家垄断,其中已包含着我初显端倪的经营智慧和执着精神。

凭着诚心、信誉与艰苦奋斗的信念,我们供货的烤鸡店从稻香村、南门外大街、南圩店、体院北等几家,慢慢发展到全市65家。1994年,我们的白条鸡屠宰配送中心成了天津市最大的一家宰鸡店。

●结识玉山

在鸡场,我常常碰到一个骑摩托车的人,长的很憨厚,他就是今天的王玉山副总。我们谈得很投机,也经常在一起喝洒。有一天,王玉山说:“我在家最小,没有弟弟,你在家最大,没有哥哥,咱们做个弟兄吧。”我不太相信,没有答应,我是被南仓人吓怕了骗怕了。再一个方面,我们安徽人对“朋友”二字的理解是不样的,安徽人是多少年后才算真朋友,而天津人两天就可以成为朋友。

有一次,我到他家去,他13岁的女儿,很尊重地喊了我一声王叔叔,并倒水给我。从孩子身上我看到了玉山大哥的真诚,孩子不会欺骗人。第二天,我亲亲热热地喊玉山一声大哥,王玉山成了我来到天津后交的第一个当地朋友。我们哥俩去狗不理饭店喝酒,我们都醉了,我们相互约定,绝不做对不起对方的事。

因业务的发展,我们又一次搬家了。这次从南仓搬到了商业局冷库,是夜里偷偷搬的。玉山大哥也正式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1994119,“大海肉鸡加工组”正式注册成立,法人是王玉山。

●兵败钢厂

我知道光靠宰鸡是不会长久的。

到唐山买鸡时,听一个叫徐宝山的人说,办钢厂利润很大。我们就琢磨办个炼钢厂。1993件,我们花8.3万元从河北承德买回一台旧钢炉,在引河桥河堤上建起了钢厂,起名为“永兴熔炼厂”。在筹备工作中,我与玉山分了工,我负责水、电和设备安装,王玉山负责对外事务办理。我们凭着一股钻劲,一个月零三天,倒出了钢水。别看钢厂小,也有可控硅这样的高科技东西。

一天五六吨的产量,利润在五六千元。没想到的是,南方一幢大楼的倒塌,查明原因是螺纹钢不合格所致。国家搞了93质量万里行,像我们这样的小钢厂生产的钢材卖不出去了,刚干了100多天,就这样倒闭了。

钢厂一停就是半年。为使厂房设备不白白闲置,我开始寻找新的出路,玉山副总在天重有亲戚,我们又联系了为天重铸造钢件的生意。

对只有100天炼钢经验的我来说,搞机械铸件谈何容易!再次投资十几万,开始了艰难的试验。半个月后,我将铸件送往天重。没想到的是,那些国营大厂的行家们竟连连叫好!原因是我们的铸件帽口小,打磨以后,不细看都看不出来。

产品有了销路,生产也稳定了,利润也很好。每吨铸件能获利20002500元。可天重欠我们的货款也一天天多起来,最多的时候欠我们48万元。94年,我们又找到天津机械研究所,请教他们,开始做合金钢铸件。

炼钢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

有一天,我听到钢厂爆炸的消息。刚吃饱,我又去盛了满满一盒饭,硬逼着自己吃完。我在同自己挑战。父亲看了,说,你长大了。

还有一天,三弟孝岭的大儿子病了,奄奄一息,我坚持要送去上海治疗。老二老三都去了上海,只好由我独自照顾钢厂和宰鸡厂,骑摩托车来回跑。一次,夜里11点开始下雨,我的摩托车坏了,只好推着车从钢厂走到鸡厂,直到早晨才走到。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因为经受过这么多磨练,我才能坦然地面对很多事情,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

1994年朱镕基总理在全国对铸造业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我们的铸钢件又行不通了。我们贴了张“坏消息”的广告,最终以6.5万元卖了钢厂。我与玉山副总为此抱头痛哭一场。多少心血浸泡在了钢厂上啊!

●另辟蹊径

钢厂倒闭,铸钢件又失败,我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在引河桥上,我与玉山副总相互慰藉。同时我们又想:当许多国营企业下岗职工在等待着找岗上班时,我们已在创业;等他们明白过来时,我们已经创业成功;等他们开始赚钱时,我们的资本已足够大。我们已经有了超前的意识,我们还怕什么?

在南仓宰鸡时,发现有住在桃花寺的山东兄弟俩,到我们这里买鸡爪,但不知道卖鸡爪的市场在哪里。

一天,玉山副总暗暗跟踪他的三轮车,到了小王庄后突然没影了。后来,玉山副总循着三轮车的吱呀声,终于找到了天津东站批发市场。敢情东站的烧鸡爪批发市场是个黑市,白天不营业。

1994年农历813,我从北京坐飞机到西安,来回不到24小时,取回了烧鸡配方。市场有了,配方有了,开始用铁锅烧鸡爪,然而烧出来的鸡爪却是黑的。最后找到原因,发现是由于与铁发生了化学反应,于是我们改用铝盆烧。

第一次烧了十几斤鸡爪,王玉山与赵学根去了东站,结果一个没卖掉;第二天再去,却全卖了。第三天又卖不掉。一个星期后,鸡爪又变黑了,再找原因,是平底铝盆造成的。于是我依据洗澡盆的形状设计锅的造型,研究半个多月,终于试验成功(现在车间煮料锅的形状设计也缘于此)。根据设计的高度、口径、弧度,找了家冲压加工厂冲压了两个不锈钢锅。

我还花970元买了一台真空包装机,真空包装鸡爪,没想到包装的产品三天就变味了。我们用山犁酸钾做破坏试验,鸡爪用瓶子装,放研磨剂,用高温蒸煮等不同处置,再放在床底下,进行防腐试验。也看一些技术方面的书籍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最终还是没有做成。

19959月,我们的烧鸡爪车间从商业局冷库搬到46队的一个汽车修理厂,即现在的老厂。建房子的时候,在建烟囱的问题上我与玉山副总产生了分歧,吵了一嘴。我要建一个安徽式的烟囱,省钱,省地方;他说不行,要建一个天津式的烟囱,安全。我们谁也没说服谁。所以大家所看到的烧鸡车间的烟囱是两个式样,一个徽式烟囱,一个津式烟囱。

●开发主业

就在那个时候,老三在市场上发现火腿肠很好卖,用他的话说,是“看着人家一车一车地卖”。他一说,我心里就想做,瞅准了就行动!

我花5000元从食品公司买来74年生产的旧设备:一台对打机、一台绞肉机和一台液压灌肠机,又花了1000元请人进行了维修。买来原料,找来两个河南人。一个姓刘,一个姓张,谈好做5个产品付3000元。

第一天,姓张的来了,我先支付他2000元;第二天,姓刘的来了,说,姓张的老乡走了。我问他没说什么吗?姓刘的有点诧异,我说,他拿走了2000元。姓刘的面露尴尬,我说,他拿走2000元,肯定有他的难处。如果他再来,我还给他2000元,2000元买了一个朋友,值。姓刘的说,他从来还没有听人说过这样的话,很感动。他说他会全力帮我。

猪肚做出来了,为区别其它厂家,用钩衣针钩住标签,取名叫“八珍小肚”。

经过市场考察,我们又准备生产火腿肠。当时,天津做火腿肠的厂家有200多个,利和盛、万帆顺、奥良等都是大厂家。我们花10000元买了一台立式滚揉机,在汽车行至引河桥上时,我信心十足地说,三年后我们就会超过利和盛。司机听了,冷笑一声,这一声冷笑,强烈地刺激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个样来!经过细致周密的测算,我获得了设备的技术参数,开始自己仿制立式滚揉机。现在车间的32台滚揉机都是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

随后我们开始了火腿肠的开发研究。我请天津肉联厂的老技师帮我做了冷切、富贵两个产品。两师傅做的产品使用的是很久以前的老工艺,不但成本高,而且口味与同行产品没有差别。这条路行不通,我又开始自己做试验,一次30斤、30斤地做,整整两个月,用去做试验的原料肉就有三吨多。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用独特的中草药配方研制出了口味、口感、结构均优于国内同类产品的第一代“八珍冷切肠”。各种原料的搭配,提高了口感,降低了成本。

这时,我们开始有了品牌意识,使用黄色标签,以区别于其他厂家的产品。

●标签风波

由于生意范围的扩大,我们兄弟三人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宰鸡归孝志管,烧鸡爪归孝岭负责,我专门研究开发肠类制品。当时肠类制品有冷切、富贵、小肚三种,销量一天比一天大,产品供不应求。

1996年年初,市场上有的经销商卖我们的产品,却贴上利和盛的商标。在我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举报了。祸不单行,3月份的一天,二弟的大舅哥匆匆忙忙的把在大港住所的东西搬了过来,当时只见他将两大包东西放进了二弟的房间。值到后来出事我才知道,那两大包东西是同行的标签,他们在大港卖我们的产品,贴别人的标签。

没过几天,天津市技术监督局执法大队的人将我们的厂房围了个水泄不通。搜查时,发现了他们从大港带来的几万张标签。我被带到解放南路某地审讯,夜里才被放回。回来的时候,我挺着胸膛,高声放歌,雄赳赳,气昂昂。当家里人还在为怎么救我着急时,我却这个样子回来了。

人虽回来了,事情还没了结。直到7月份,才以罚款6.6万元了结此事。那几个月里,我随时做好了做牢的准备,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我们变更了法人(法人代表由王玉山变更为我的名字),同时耗资11万对100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进行了装修,并聘请天津市天平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担任我们的常年法律顾问,给大家进行法律知识讲座。

●走向规模

1996523,天津市大海肉类食品加工厂注册成立。61,我们正式搬到装修考究的新厂房里,开始了火腿肠的规模化生产。那时候,虽然没有制度,没设置部门,可来了原材料,大家自发去干活,很团结,很有凝聚力。每天的产量约十五六吨,产品仍然是供不应求。

在产量日益扩大的同时,产品质量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在1996年北京进行的国家质量检测中,我们的产品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在强手如林的同类产品中夺得第二名。

1997年春节前夕,为了赶任务,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

全体员工连续工作了38个小时!

工作一完毕,员工朱家转扒在扎肠案台上就睡着了,其他员工一回到宿舍倒床就睡,根本没办法把他们拉起来。面对这种情景,我流泪了。

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听到“啪啪”打蚊子的声音。走过去才发现,员工就睡在纸箱上,边睡边打蚊子,我赶紧把他们叫起来,让他们睡到办公室。在大海初期的发展中,我们的员工就是这么可爱可敬。

199711月,我去石家庄用9.5万元买了第一台烟熏炉。根据买来的烟熏炉的特点、尺寸和原理,我自己动手做了两台烟熏炉,这是一台既能蒸煮又能降温的设施,一共花了8.7万元。当时并不知道有现成的安全阀可以用,用砖块做成一个土安全阀,还真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当时一台价值 41万元的对打机,通过自己设计制造只花了1.17万元就做成了。

那时的公司已经由占地2.76亩发展到占地65亩土地,面积的扩大折射出企业发展的步伐。

●媒体聚焦

肉类制品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但从1996年到1998年间,我们的产品一直供不应求。

1997年,天津市卫生防疫站的陈建军,带着《今晚报》记者田毅林来到公司,他本来是要搞新闻曝光的。然而看到我们厂,尤其是听到我的介绍后,改变了初衷,最后曝光变成了为我们厂树碑立传。

199735的《今晚报》上,一篇题为《借款三百闯津门,苦干六载立大业——打工仔王孝政真了不得》的通讯发表了。

《今晚报》的报道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公众对大海的关注加大了,询问的电话和信件络绎不绝,有支持与鼓励的,也有恐吓要钱的。

收到的第一封信是一位安徽在津毕业的大学生写来的。他在信中说:“我们都是安徽人,我为你骄傲,你一定要好好干下去,我们在津的安徽大学生都会支持你!”看了他的信,我颇有感受。我第一次考虑到,企业需要知识,需要有知识的人。

于是我邀请与他们几个大学生见面。就这样经过几次接触,我请来了他们当中的三个大学生,其中二人学习的是财务专业,另一人学习的是企业管理专业。

三个年轻大学生的到来,给公司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是对许多东西的感觉很朦胧的,比如说他们来后具体做什么,怎么做,我心里并不清楚。

●开业大愁

199742,天津市大海肉类制品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118,公司挂牌开业那天,在爆竹连天和员工们喜气扬扬的气氛中,我的一副白底红字对联“今日开业,何时倒闭”及“开业大愁”的横披格外醒目,还引来了众多的记者。自然是众说纷纭,各有各的见解,强烈的忧患意识如此独到而又不时宜地警醒也好,独具创意的开业策划宣传也罢,总之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当时的想法是:不成功的人永远是多数,要想成功,就要做与众不同的事。想别人不敢想的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今天的成功只是开端,一个想成功的人必须永远奋斗,永远要看得比别人远,不然就是失败的开始。在庆典酒会上,我与王玉山副总抱头痛哭,感慨经过这么多年的苦斗,终于走到了今天。

1997年到1999年间,我们的产量不断地增长。1998年,我们请小明星李成做了一次广告,30多万元的广告播了一个月,没有任何动静。我们正着急,45天后,销量开始剧增,这使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广告的力量。

销量大增,忧患意识也大增。我召开公司紧急会议,告诉大家我的担心。销量增加了,是好事。但如果在这时候忘乎所以,很可能企业就要倒闭了。我有三点担忧:一是会因为忽视管理,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最后自己被自己打败;二是同行内,有人因为嫉妒而搞破坏,这是被别人打败;三是工商税务部门会盯住我们,频繁检查。所以,1998年广告打出后,我们及时调整了营销战略,暂时停止了天津的广告宣传,转向天津以外的地区开拓市场,以防止我担忧的现象出现。

于是我们转战唐山、沧州、、廊坊等地,这些地方的肉类食品市场先后被我们的产品所占据。

这时,我们也开始了打假。

为了防止假冒产品混进来,我们开始在肠类制品上贴防伪标签,这在肉制品行业里,大海是首创。以“形状”防伪也是一招,每隔300万张换一次形状。

19981028,第一个销售办事处在唐山成立了。当时的市场很难开拓,业务人员发扬了团结、敬业、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为了公司的业务,可以一个月不剪头,一个星期不洗澡。就是用这种精神,拼出了一片天地。

三、百川归海

●真心相待

一个朋友劝玉山副总不要太努力。“公司又不是你家的。”听到这个说法,我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兄弟之间必须团结,遇到利益冲突,各揣心事,企业谈何发展?要想做一番事业,必须团结起来!

于是,我把账交到二弟孝志手里,把钱交给三弟孝岭管,这样两个弟弟不会猜疑,两个弟媳也不会猜疑。只有这样,兄弟之间才能团结,只有团结,企业才能发展。

当我看到大伯有困难,给大伯一些钱时,老人老泪纵横。我想,他是在内心里对比他当初的冷漠。人要有爱心,不能怨怨相报,只能以德报怨。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多一些善良,多一点爱心。这是做人的根本。

●招贤纳士

企业做大后,不能光靠感情管理,我开始考虑人才的引进。

1999年,我亲自到安徽人才市场招人,一下招来了十多位各方面的管理人员,为了让他们发挥才能,我在生活上给他们特殊的待遇,在外租了条件较好的公寓给他们住,同时也添加许多家用设施。但因为公司没有章程,形不成管理的模式,许多人还是陆陆续续地走了。第一次人才招聘失败了。

虽然人没有全部留下,但是他们的加入,让我懂得了企业要召开办公会议、要发会议纪要,工作要有授权、追踪、检查、反馈;公司要设置既相互配合又互相牵制的部门,人人都要按制度办事。

2000年,我从报纸上看到从部队中走出来在跨国公司任人力资源主管的徐先生,去了四次,终于把他请来。对于徐先生的加入,我是抱有很大期望的。然而,人力资源还是没有做起来,又是一个失败。形不成系统的措施办法,不但没能解决老矛盾,反而又形成了许多新的矛盾。老员工们对公司的感情逐渐淡化,背后议论纷纷,工作积极性下降。

新人的加入与老员工之间的磨合、兄弟之间在用人上的矛盾等等,使士气、积极性、团队精神都受到极大的挑战。

大海要想做大做好,必须建立一套自己的管理模式。早期从大海走出去的人,为什么最后都难有作为?因为企业没有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他不能从大海得到提高,所以出去后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大海人决不能满足于眼前的利益,只有在工作中不断地去学习,学习业务,学习文化,提高意识,提高技能,才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财富。

深刻的反思使我更加明晰了思路,我们就是要用具有新思维的人,要强化公司的培训,提升全体员工的素质和业务水平。我坚定自己引进人才这条路没错,只是在管理模式的转变及新老人员的融合上要做更细致的工作。我们现在已经从其他大公司引进了一些人才,这条路还要继续下去。

现在企业拼的是什么?是品牌?是通路?

不!

现在企业拼的是人才!

●深刻思考

路走到了今天,引发大家去共同思考一个问题:

物质只是短暂的,当我们昨天追求的物质今天实现了,明天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想用我自己的思考,与大家共勉!

我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机会对我来说是无缘的。一个从几百块钱起家,直到创下几千万资产的民营企业,一定含有太多的艰辛与苦难。如果把这些艰辛苦难转化成工作中的动力,公司中每一个人的能力绝对超过我。

企业做大后,说别人的人多了,笑别人的人也多了。如果大海仍像过去那样,大家不计较得失,脚踏实地,多干实事,那会发展的更好。

当别人错的时候去帮助他,而不是去笑话他,同时考虑自己是否有更好的方案。这应该成为大家良好互助关系的基础。

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批评别人应该有充分的理由,要学会去欣赏他人。

人与人之间应多一些理解和帮助,看到问题如果不去帮助,只在旁边闲言碎语会影响很多人。所以精诚团结是至关重要的。

观念决定一切,我们大家都要转变观念。

工作之余,我们是好兄弟。但在工作中,大家要将感情抛开,不讲情面。工作就是工作,每个人都要从自身做起。

过去我们追求物质,当今天我们有了物质后,才发现我们一直追求的并不只是物质,我们还有更高的追求,这种追求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是什么?是事业,是对社会的贡献。每当   我们想到这些时,我们的心胸真的会像大海一样广阔。

过去的一切已成为了历史。今天我们之所以讲述历史,不是我们津津乐道于此,而是要大家记住:在已成为历史的那个特殊年代里,铸就了我们这样一些特殊的人。我们不信命,不信邪,就凭着自己的头脑、力气和韧性,可以“精诚所至,点石成金”。

今天,必须要有一批更有能力、更具现代管理意识的人加入我们的团队,但决不意味着对老员工的淘汰。新加入团队的人要了解大海的过去和大海的成长历程,要将先进的管理理念带到公司,融进公司的每一个层面和角落,把大海带入新的更高的境界;而公司的老员工更要记住大海是怎么走过来的,不要丢掉过去优良的传统,还要努力学习,学习新东西,跟上新时代。

我和大家捆绑在了一起,没有退路,我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把自己的观念扭转过来,作为新的起点,将过去的艰辛化为动力,以高昂的激情和百倍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以过去为镜子,肩负起社会的责任,家庭的责任,把工作做好。

大海人的心血洒在这儿,我是你们的保管员!

 

(本文根据2002717~22日董事长王孝政所作《大海的故事》专题讲座整理而成)

编者案:

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都有一段鲜为人知、历经磨难与痛苦的故事。董事长王孝政先生正是因为经历了常人所没有经历的磨难,承受了常人所没有承受的痛苦,才成就了他今天的事业。

2003年起,王孝政董事长开始产业扩张,构建大海集团:

19974月成立天津市大海肉类制品有限公司

20019月在天津市北辰区铁东路工业路购地120亩,成立日本高清视频网站www。

20033月兼并淮南肉联厂,成立淮南大海食品有限公司。

20037月成立天津科源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

20047月成立上海顶兆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20055月成立舒城大海淀粉有限责任公司

20084月成立安徽绿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082月成立巢湖聚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1年8月成立安徽大海地产有限公司

大海的事业在发展,大海的故事在流传。昨天我们历经磨难,今天我们意气风发,明天我们将踌躇满志,迎接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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